“雷霆乍惊,宫车过也;辘辘远听,杳不知其所之也。” …… 母亲是在一场初雪中停止进食的。面包送到唇边,她偏过头,望向窗外。 大姐把碗端走了,在厨房洗了好久。 母亲中风两年,脑子时而清楚时而糊涂,但总是隔三岔五地问一句:“安德烈呢?” 我们总是有答案。“在驻地。”“在路上了。”这些答案就像是补丁,缝在空洞上。后来她问得少了,只是隔一段时间就望向那门口——那扇似乎永远不会被推开的门。 安德烈死了四年了。尸首还没运回来。 我们没有告诉母亲。并不是我们商榷过这件事,不知怎的,听到这消息后,没人向母亲提起,久而久之,大家似乎也默认了——就让这事沉在水底吧。 但母亲似乎也知道了,不是那种非常明确的知道,像是身体知道,骨子里知道了。 现在,母亲不吃饭了。 又挨了几天,母亲突然说:“院子里那棵白桦树,是安德烈六岁那年种的。” 大姐手顿了一下。 母亲接着问:“他现在多高了?” 大姐的声音很稳:“比我高了。” 母亲点了点头,闭上眼睛。我靠在门框上,指甲掐进掌心。 又过了一天,母亲开始叫了。 “安德烈——”她叫一声,停一会儿,再叫一声。声音不大,但是很清晰,像是有人在空旷的草原上喊一个走远的人。 二姐从圣彼得堡赶回来,冲进房间时靴子在冰面上滑了一下,膝盖磕破了,她看都没有看。母亲还在叫:“安德烈——你到哪里了——”二姐进了院子里。 她似乎在打电话。她说:“妈妈在叫他。你听见了吗?” 院子里传来轻哼声,像是在笑,但我觉得应该是在哭。 我走进院子。二姐蹲在白桦树旁,脸埋在膝盖里。 母亲忽然挣扎着要坐起来。她靠在枕头上,后背弓着,看着门口。门口什么也没有。只有一扇门,对着院子。阳光从门口斜进来,在地上切出一个明亮的长方形。 母亲的眼睛忽然亮了。 ——是我曾在老照片中见过的,那时一切悲伤还未发生。 她张了张嘴。我们都以为她要喊“安德烈”,但她没有。她说:“回来了?”声音很轻。她笑了,然后眼睛又暗下来,往后倒下去,大姐接住了她。 她最后看见的,是一个泡沫。一个由光线、灰尘、衰竭和她四年来从未停止的等待共同编织出来的泡沫。那个泡沫折射出一个人形,一个她等了四年的人形——她等下去的动力,然后碎了。 但她看见的那一刻,是真的。她的惊喜、心安,都是真的——那个让她变回一个年轻母亲的笑容——是真的。 雷霆乍惊。那一刻,她听到战车隆隆,载着四年的等待,穿过雪幕,穿过生与死,停在了门口。 然后——什么也没有。 …… 雷霆早已消散。但那一惊,永远留在身体里。我伸出手,什么也摸不到。把手收回放在胸口,那个重量还在。每一个落雪的日子,它都隐隐作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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